作者：吳正林

【摘　要】本文從“僵尸企業”處置中的棘手問題入手，立足我國實際，分析現實處理中的難點，并借鑒域外的經驗教訓，提出具體的對策建議，以期能為“僵尸企業”處置工作建言獻計。

【關鍵詞】“僵尸企業”處置　重組　破產

目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在“三去一降一補”工作中，出現了不少“僵尸企業”“死不了，死不起，死而不僵”的現象。如何處置“僵尸企業”是我們目前需要破解的主要難題。

一、目前“僵尸企業”處置中的棘手問題

（一）“僵尸企業”破產難

國外處置“僵尸企業”大多借助司法機制，讓其破產退出。我國雖已制定《企業破產法》，但依法破產退出市場的企業卻很少。導致“僵尸企業”的一直存在，主要出于以下幾個方面原因：

（1）以銀行為代表的債權方，不愿意推動僵尸企業破產

銀行大多時候都是“僵尸企業”的主要債權人，一旦“僵尸企業”破產清算，銀行負債將會面臨縮水。如果不是迫不得已，銀行債權人一般不會主動推動“僵尸企業”破產，有時為了幫助僵尸企業茍延殘喘，甚至會在其遇到困難的時候提供少量的資金。 　　（2）地方政府的干預

地方政府根本就不希望看到企業破產退出，主要是基于稅收和就業的考慮。企業倒閉就意味著稅收減少和失業增加。稅收減少太多，政府很多工作就無法開展；失業增加太多，就容易引發社會問題。地方政府一般有兩種干預方式，一種是直接給相關企業提供資金補貼，防止企業倒閉；另一種是直接干預銀行，阻止銀行抽貸或提前收貸。

（3）“僵尸企業”破產受理難

法院不愿意受理破產案件。破產案件行政協調成本太高，特別是國企破產，債務清償、職工安置、維護穩定，每一件事都不簡單。破產案件的專業性很強，且費時耗力，辦案效果往往顯不出來，法院內部的績效考核機制也不利于辦理破產案件的法官。

（4）企業破產的司法程序漫長繁瑣

司法實踐中，法院審理企業破產案件從立案到破產終結通常兩到三年。這一漫長的過程，在很大程度上減弱了債權人通過司法渠道申請“僵尸企業”破產的動力。

（二）“僵尸企業”自救能力弱

從企業自身角度講，自救脫困應該是僵尸企業的首選策略。但事實上，我國企業一旦陷入經營困境，往往難以自救脫困，更何況“僵尸企業”。

首先，對那些因為產品缺乏競爭力而逐步陷入經營困境的僵尸企業來說，實現脫困的唯一選擇是主動調整產品結構。但該類企業產品之所以缺乏競爭力，往往都是因為企業自身缺乏創新能力，所以期望僵尸企業自身通過創新來實現產品結構調整往往并不現實。

其次，僵尸企業通過整體或部分變賣資產進行自救的方式也不一定可行。

再者，對因資金鏈斷裂而陷入經營困境的企業來說，自救同樣十分困難。因融資過度導致資金鏈突然斷裂而陷入經營困境的企業，其資產基本上都已經被抵押給了銀行，只要有其中某一家銀行啟動訴訟保全程序，其他銀行也會馬上跟進，企業必將全面陷入困境。這一時期的企業，應該是已經完全喪失了繼續融資的能力，指望其通過再融資來緩解經營困境幾無可能。

（三）“僵尸企業”兼并重組困難

兼并主體缺乏兼并動力，而被兼并主體又有抵觸情緒，加之以前諸多并購失敗案例，所以實踐中實現起來舉步維艱。

（1）兼并方缺乏兼并動力

原因是多方面的。僵尸企業一般資產狀況糟糕，因此兼并無法給兼并方企業帶來有價值的新資產，特別是那些不占有特定資源的僵尸企業。而并購的目的或者動機必然包含對至少一種價值的追求，在無法獲得新資源的情況下，如果政府能夠在稅收方面提供優待，或許也是一種選擇，但目前該空間十分有限。再說兼并后的整合也存在極大困難。

（2）被兼并方反并購阻力大

在長期的企業調研中發現，不少僵尸企業自身存在明顯的反并購傾向。原因總結下來：首先，企業管理層不愿意企業被他人兼并，一旦被并購，他們不僅會喪失經營自主權，而且會失去長期以來享有的特定行政級別以及與此相對應的特定待遇。其次，來自員工層面的反并購阻力。員工主要擔心的是隨著并購的發生，可能會導致員工身份發生改變，從而影響到未來工作的穩定性和待遇。

二、域外的經驗教訓

（一）美國處置“僵尸企業”的經驗

美國經濟也遭遇過僵尸企業帶來的麻煩。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美國東方航空公司在申請破產的情況下仍獲準繼續飛行，從而拖垮了美國航空業。2007 年次貸危機爆發，將美國企業再次拖入嚴重虧損的困境。吃一塹長一智，美國開始采取區別對待的方法。美國政府及金融部門認為，如果不加區分地支持所有企業，只會使危機進一步加劇，并且降低增長率。因此它們首先甄別不同的僵尸企業。對那些確實扭虧無望的企業，放任其通過破產渠道退出市場，或通過破產重整實現再生；而對那些仍具有核心競爭力，只是融資來源暫時枯竭的僵尸企業實施政府救助。具體措施包括協調金融機構對困難企業給予資金幫助，或者通過“不良資產救助計劃”直接提供財政注資。此外，美國的預重整制度也十分成熟。

（二）日本處置“僵尸企業”的經驗教訓

日本處置“僵尸企業”的過程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 1990年至2000 年， 被稱為日本“失去的十年”。當大量 “僵尸企業”出現，不良資產日漸上漲時，日本政府沒有采取及時的應對。政策的延后性最終造成了銀行不良資產問題大范圍的爆發，造成大量銀行和企業破產，對經濟發展產生了嚴重影響。第二階段是 2001年至2005 年，日本政府頒發了《關于今后的經濟財政運行及經濟社會結構改革基本方針》、《反通貨緊縮綜合對策》，通過了《產業再生機構法》，成立了產業再生機構，從穩定金融、保障就業、產業再生、企業重建等方面多管齊下穩定經濟發展，日本經濟終于走出了低谷。 日本的成功經驗表現為從法律完善、政策配套、成立專門機構構建了混合型政策框架，涵蓋了金融重生、產業再生、公司重建、就業保障、人力資源培訓等方面，對我們具有重大啟示。透過日本 “失去的十年” 的教訓，我們也需要深刻認識到，處置“僵尸企業”不宜久拖不決。

（三）歐洲各國在處理“僵尸企業”問題上存在分歧

歐債危機以后，歐洲各國在對僵尸企業和僵尸銀行的處置上存在著分歧。法國、比利時、盧森堡等國認為，政府和歐州央行應當及時對有望恢復生產經營的困難企業進行救助，但是現實操作中，政府對部分困難銀行和企業國有化注了資，并未改善企業狀況，企業最終仍走上破產清算的道路。德國等國認為“國有化注資”違反了市場規律，并可能引發道德風險，應當謹慎實施救助，并反對歐州央行成為應對僵尸企業的最終貸款人。

從各國處置僵尸企業的實踐來看，能否準確識別僵尸企業，及時采取處置措施，緩解行政干預與市場機制的沖突，平衡好社會穩定與改革之間的關系，是能否成功處置僵尸企業的重要因素。

三、立足我國實際的處置“僵尸企業”對策建議

（一）建立企業清算與破產審判庭并落實職能

目前，廣東深圳中院、浙江溫州中院等少數地方法院已經成立了專門的企業清算與破產審判庭。實踐證明，設立專門審判庭的法院，處理企業清算和破產事務的積極性高、效果好。專門審判庭是企業清算和破產審判工作專業化、常態化的重要保障，也有助于破產審判隊伍的專業化建設。最高人民法院也已經制定頒布了《關于在中級人民法院設立清算與破產審判庭的工作方案》。新設立的破產庭應當加強培訓學習，借鑒已經運行成果顯著的破產庭經驗，盡快高效運作起來。

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工作方案中明確了清算與破產審判庭的各種職能，包括審理案件、負責調研、對下級法院業務指導、法院間協調、破產管理人培訓指導等。建立企業清算與破產審判庭還只是第一步，如何盡快高效推進其各項職能的落實才是關鍵。而這需要加強破產法官的職業素養培訓，定期召開理論研討會和經驗交流會，便于統一裁判標準與尺度，并全方位地提高法官業務素質和能力。同時建立科學完善的破產法官考核機制，提高破產法官的辦案積極性。

（二）簡化審理模式

為切實解決破產案件審理周期偏長的問題，提高破產案件審判效率，確保企業破產制度功能得以充分發揮，溫州法院積極探索簡化破產案件審理程序，并取得了顯著效果。在現行法律框架內，溫州中院出臺《關于試行簡化破產案件審理程序的會議紀要》，明確規定審理期限，即試行簡化審理程序后，一般的破產案件應在六個月內審結，無任何財產且符合條件的破產案件應在裁定受理后三個月內審結。壓縮審理周期，即現行法律框架內，在債權申報期限、宣告破產期限、破產終結審查期限等方面進行最大限度的壓縮，將可以合并的事項如受理裁定公告、債權申報公告、對主要負責人的通知等予以合并。簡化機構設置，即根據案情引導債權人會議不成立債權人委員會、不設債權人會議主席。試行獨任制審判，即基層法院受理的簡單破產案件可以實行獨任制。試行簡化破產案件審理程序后，普通破產案件平均審限從原有的平均兩年多壓縮至七個月左右。該實踐成效值得認真研究與推廣。

（三）加強破產管理人隊伍建設和管理

破產管理人隊伍素質直接決定著企業破產工作的質效。人民法院要加強破產管理人隊伍指導和管理，提升破產管理人隊伍素質。《企業破產法》規定管理人由法院指定，管理人的報酬由法官確定。因此，法院自然就負有管理和建設管理人隊伍的主要責任。

一是建立破產管理人報酬保障基金。在“無產可破”的破產企業案件中，法院如何依法保障破產管理人的支出成本或者報酬，一直是實踐中的問題。按照目前的規定，管理人在發現破產債務人無財產可供分配的情況時，可以直接提請法院裁定終結破產程序。但即使提前終結，管理人在接管企業后仍需付出一定的成本支出，而該部分支出無法得到保障，報酬就更無從談起。這極大打擊了管理人從事破產工作的信心。因此，建立破產管理人報酬保障基金制度，保障管理人的基本工作成本，對于管理人隊伍的發展、壯大意義重大。

二是依法保障管理人享有報酬的權利。《企業破產法》明確規定了破產管理人享有報酬的權利，追求報酬也是管理人作為市場經濟人的權利。破產案件具有耗時長、任務重、責任大的特點，破產管理人需要在此期間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而辦理破產案件，管理人向來都是團隊合作，在破產案件不飽和的情況下，本來維持成本已很高，若報酬得不到兌現，則無疑雪上加霜。在實踐中，還存在先服務后收費的情況，管理人自己還要墊付一定費用，最后還有可能因為案件清償率低而入不敷出。如此種種情形，都會打擊管理人團隊的從業信心。

三是要試行破產管理人分級管理制度。破產案件個案之間差異較大。上市公司等大型企業和金融機構破產的專業性、技術性較強，事務繁重，而有的小微企業破產則相對簡單。從近年破產審判實踐情況看，對管理人分級管理，針對不同類型的破產案件從不同級別、資質的管理人名冊中指定管理人，既有利于確保破產案件質量的提高和破產程序順利進行，又有利于管理人隊伍的發展壯大和整體素質提升。

（四）充分發揮結構調整專項基金在“僵尸企業”處置中職工安置的作用

2016年1月，中央已經為供給側改革在全國范圍開征工業企業結構調整專項基金。同年5月份，財政部出臺了《工業企業結構調整專項獎補資金管理辦法》，明確了資金的部分用途，如為退養職工繳納養老和醫療保險費、需發放的基本生活費、工傷保險費、經濟補償金等。地方政府不敢啟動破產程序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無法妥善解決職工下崗后的再就業問題。我們建議將“以破產方式清理僵尸企業”納入專項基金的使用范圍，同時結合各地方政府將出臺的配套專項基金，明確將破產企業職工下崗培訓和再就業問題作為政府公共服務內容，由專項基金承擔，如此也可部分緩解企業破產阻力。

（五）通過制定政策，提高銀行啟動企業破產的積極性

建議財政部門進一步完善銀行壞賬核銷政策，必要時出臺“僵尸企業”壞帳核銷專項政策，金融部門應進一步完善分類幫扶政策和內部績效考核機制，提高銀行啟動破產程序的積極性。

（六）明確“僵尸企業”拖延退出的責任機制

針對現行法律對拖延企業清算的責任弱化問題，對于依標準被定性為“僵尸企業”的企業，其股東或高管拖延申請企業破產或注銷的，應通過企業信息平臺或征信系統及時全面披露該企業及相關股東的情況，并限制相關股東或高管的經營任職權利，迫使其積極履行義務。

（七）并購重組與破產清算相結合

建議在僵尸企業處置過程中引入庭外重組和預重整制度，將之與破產清算結合在一起，以降低交易成本，保存企業資產的價值，實現債權債務關系的優化調整。庭外重組是陷入困境但有復興可能的企業與其債權人之間以協議的方式，對企業進行債務調整和資產重構，以實現企業復興和債務清償的一種法庭外拯救手段。預重整首先能夠降低整體管理費用，且一般很快能結案，并且可以避免相關的訴訟。破產前成立的債權人委員會可以繼續擔任破產程序提起后的債權人委員會角色，從而可以節約時間成本和業務適應成本。債權人在提起重整程序前必須就預重整計劃進行談判、起草并通過計劃。如此申請重整后法院需要做的工作大大減少，成功的預重整案件必然比傳統重整案件花費時間少，花費成本低。                  

（八）開展好執行程序轉入破產程序工作

《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第513條至515條規定了執行程序轉入破產程序的原則，解決了法院內部執行轉破產的程序啟動問題，拓寬了破產案件受理渠道。 對上述司法解釋的規定，重慶、深圳、溫州等地部分中級法院已開始積極貫徹落實。建議最高人民法院加緊制定執行程序轉入破產程序的具體規定。當前可以借鑒部分法院的先進經驗。一是窮盡執行措施，全面執行調查。充分發揮執行調查手段，對被執行企業財產狀況進行全面調查，窮盡執行措施，并了解被執行企業涉訴、涉執及企業資產與負債情況，全面掌握企業的現狀，查清被執行企業是否已不能清償到期債務。二是合法合理引導。執行人員向申請執行人說明已掌握的被執行企業資產情況，并引導申請執行人權衡利弊，理性作出是否選擇申請破產。三是依法以執助破，做好程序銜接。符合破產條件的“僵尸企業”依法轉入破產程序，在執行程序中對被執行企業采取的財產保全措施，依法應予解除。積極與審判庭做好財產的解除與再控制的有效銜接，依法中止執行的案件，及時告知其他申請執行人依法申報債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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