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醫鬧”入刑是指刑法修正案（九）把嚴重擾亂醫療秩序的行為納入刑法調整范圍的情形，是特指構成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的狹義的“醫鬧”，而非泛指構成其他犯罪的廣義的“醫鬧”；只有嚴重擾亂醫療秩序、具有“聚眾”行為、情節嚴重、造成嚴重損失的“醫鬧”才能構成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在定罪時，要處理好狹義“醫鬧”與廣義“醫鬧”引發的不同犯罪之間的競合關系；在處罰該類犯罪時，要堅持謙抑性原則和區別對待原則。

關鍵詞：“醫鬧”；入罪條件；競合；處罰原則

醫鬧入刑的呼聲為時已久，刑法修正案（九）順應社會形勢的需要和民眾的呼聲，把聚眾擾亂醫療秩序的“醫鬧”行為納入刑法的調整范圍。但刑法意義上的“醫鬧”行為有別于社會生活的中的“醫鬧”，“醫鬧”入刑后，該如何確定刑法意義上的“醫鬧”范圍、如何認定構成犯罪的“醫鬧”行為的標準、如何處罰刑法上的“醫鬧”行為以及如何解決構成“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的“醫鬧”與其他“醫鬧”犯罪行為的競合等問題，需要進一步探討和研究。

一、“醫鬧”入刑之范圍

“醫鬧”不是一個法學術語，更不是一個刑法學概念，因此，很少有學者從法律意義上探討“醫鬧”的概念，大都是從社會學與管理學的角度探討“醫鬧”現象。有學者認為，“醫鬧”是指：“以醫療糾紛為借口，通過干擾醫院的正常秩序、貶損醫院的名譽等非法手段迫使醫院答應其不合理要求的行為”。[1]有學者從“醫鬧”的種類來探討“醫鬧”，認為“醫鬧”包括“武攻式醫鬧”、“文攻式醫鬧”和“文武式醫鬧”[2]，是以醫鬧中是否有暴力參與以及暴力參與的程度為標準劃分的。也有從醫鬧的方式來描述醫鬧現象的，“常用的醫鬧方法包括一哭、二鬧、三纏、四砸、五打”。[3]

刑法上的“醫鬧”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的醫鬧是指因醫療糾紛或其他原因而在醫療機構或相關機構內針對醫護工作人員、醫療設施、醫療秩序等實施的相關犯罪。其實，刑法在修訂之前，廣義上的“醫鬧”行為已涉嫌若干罪名，主要包括故意殺人罪、故意傷害罪、尋釁滋事罪、故意毀壞財物罪、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交通秩序罪、非法攜帶槍支、彈藥、管制刀具、危險物品危及公共安全罪、非法拘禁罪、敲詐勒索罪等。2014年4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檢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 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印發《關于依法懲處涉醫違法犯罪維護正常醫療秩序的意見》的通知已經對此予以強調?？梢姡⒉皇切谭ㄐ拚福ň牛┎攀埂搬t鬧”行為入刑，而是絕大多數的嚴重醫鬧行為已經被刑法所規制和調整。

刑法上狹義的醫鬧行為是特指以醫療糾紛為借口而聚集多人擾亂醫療秩序致使醫療工作無法正常進行的行為，該類行為涉嫌觸犯刑法第二百九十條規定的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因此，所謂“醫鬧”入刑，并非泛指所有的醫鬧行為剛開始被刑法所調整，而是特指刑法修正案（九）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九十條的修改，“聚眾擾亂社會秩序，情節嚴重，致使工作、生產、營業和教學、科研、醫療無法進行，造成嚴重損失的，對首要分子，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對其他積極參加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4]即在原有的“工作、生產、營業和教學、科研”之后，增加“醫療”二字。也就是說，刑法修正案（九）中“醫鬧”入刑的范圍僅限于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的“醫鬧行為”。本文中的“醫鬧”行為僅在狹義上使用。

當然，在刑法修正案（九）之前，嚴重擾亂醫療秩序的行為不但從法理上可以構成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而且在實務中也有相關判決。[5]從法理上分析，“工作、生產、營業和教學、科研”秩序，包括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正常的秩序，一般不包括黨政機關的工作秩序，因為刑法已經把聚眾沖擊國家機關罪單獨規定為一罪。從立法本意上推斷，“工作、生產、營業”秩序主要是指企業單位與社會團體的正常秩序，“教學、科研”是事業單位的正常工作秩序。[6]而醫院屬于典型的事業單位，原法條卻沒有規定“醫療”秩序，似乎擾亂醫療秩序不能構成本罪。然而，這種解釋只能是一種學理解釋，因為“工作”秩序的本身的范圍很大，法條并沒有明確限定在“企業單位”的范圍之內，因此，這里的“工作”也理應包括“醫療”工作，刑法沒有修改前擾亂醫療秩序致使“醫療”工作無法進行的行為，也可能構成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

刑法修正案（九）增加“醫療”秩序也并非畫蛇添足，理由有三：其一，社會生活中多把“科教文衛”并列起來，刑法已經規定了“教學、科研”秩序，再增加“醫療”秩序，就會顯得特別完整；其二，法律規范具有教育、引導、威懾的作用，把“醫療”秩序寫入法條，更能發揮刑法規范的這種作用，從而更好地維護正常的醫療秩序；其三，醫療秩序的外延要比醫療工作要廣，比如妨礙病人進出醫院是擾亂了醫療秩序，但沒有擾亂到醫務人員的工作秩序。

二、“醫鬧”入罪之條件

（一）實施了擾亂了醫療秩序的行為

犯罪的本質是法益侵害，而判斷“醫鬧”行為能否構成犯罪的關鍵就是看醫療秩序這種法益是否受到侵害，因而需要考察行為人是否擾亂醫療秩序以及是否產生“醫療”行為無法進行的結果。

秩序是自然與社會存在與發展的基礎與前提。秩序是指“在自然進程和社會進程中都存在著某種程度的一致性、連續性和確定性?！薄岸鵁o序概念則表明存在著斷裂（或非連續性）和無規則的現象，亦即缺乏智識所及的模式——這表現為從一事態到另一個事態的不可預測的突變情形”。[7]由于人為原因而故意導致“無序”就是擾亂。醫療秩序是醫療工作的生命線，是保障醫生救死扶傷職責得以完成的前提，也是使病人得到及時、正確治療的條件。

醫療秩序主要包括掛號繳費秩序、診斷秩序、檢測檢驗秩序、急救秩序、治療秩序、取藥秩序、住院出院秩序、醫療機構后勤管理秩序等。掛號繳費往往是醫療行為的啟動階段，包括現場掛號與預約掛號，預約掛號包括電話預約和網上預約，現場掛號包括窗口掛號和自助機掛號，現實中往往是現場掛號秩序受到擾亂。診斷環節與治療環節是是整個醫療過程的中心環節，其他環節大多都是為診斷和治療服務的，這兩個環節是人流最為密集的地方，也是醫療秩序能否保持正常的關鍵。急救的程序有著特別嚴格的規定，接納病人、緊急處理、通知協作、器械使用、組織協調、緊急建議等等都必須井然有序、忙而不亂，急救秩序若遭到干擾，則極有可能危及他人生命。醫療機構后勤管理秩序包括對醫療場所內的交通管理、藥品醫療器械管理、水電氣的管理等等，這些是醫療工作得以順利進行的保障，一旦受到擾亂，會導致手術中斷等嚴重后果。

擾亂醫療秩序的行為方式多種多樣，概括起來大致有以下幾類：（一）直接在醫療機構門口或院內擺放花圈、燃燒紙錢、燃放鞭炮、搭建靈堂、披麻戴孝、懸掛橫幅、亂貼挽聯、高聲哭喪、高音喇叭呼喊；（二）在醫療機構門口、院內、病房、走廊、急救室、重癥監護室等處違規停放尸體；（三）對醫療工作人員無理糾纏、限制人身自由、威脅、恐嚇、侮辱、謾罵、毆打等方式嚴重侵犯醫療工作人員的人身權利；（四）故意毀損、打砸醫院的公共設施、醫療設備、文件資料、病歷等；（五）攜帶管制刀具、槍支、爆炸物、毒害性、放射性、傳染性等物品進入醫療機構，威脅公共安全，進行敲詐勒索。（六）其他擾亂醫療秩序的方式。

行為人實施了其中一項或若干項行為，擾亂了一種或若干種醫療秩序，即可認定行為人實施了擾亂醫療秩序的行為。

（二）具有“聚眾”的行為

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屬于“聚眾型”犯罪，聚眾也就成了“醫鬧”犯罪的必要條件。所謂聚眾，是指：“首要分子通過組織、策劃、指揮，糾集特定或不特定的3人以上多數人同一時間聚集于同一地點”。[8]一般情況下，人數越多對社會秩序造成的影響就越大，越能引起更多的關注，從而更有利于實現自身的非法目的。

“醫鬧”中的“聚眾”行為主要包括兩種情況。第一種是由專業的“醫鬧”成員組織、策劃、指揮，這些專業醫鬧組織常常租住在醫院附近，通過廣告宣傳來承攬相關業務，大都以“承攬醫療糾紛”來吸引客戶，有時專門打探醫療機構內的相關糾紛，聯系病人家屬，教唆家屬不要通過司法程序解決糾紛，并承諾為病人家屬要回一定數額的賠償，從而按比例提取“醫鬧”費用。這種醫鬧組織人數較多，成員固定，“專業化”程度高，對醫療機構特別熟悉，甚至還與醫院管理人員建立特定關系，“醫鬧”人員冒充病人家屬或與病人家屬一起實施擾亂醫療秩序的行為。第二種是有病人近親屬組織、策劃、實施的，往往在出現醫療糾紛后，患者近親屬中的一位主導或幾位經過協商實施“醫鬧”行為，為了擴大影響，近親屬往往會組織、邀請相當數量的遠門親戚、朋友、鄰居前來助陣，壯大“醫鬧”的隊伍。

需要注意的是，“醫鬧”中的“聚眾”手段，除了組織、策劃、指揮、教唆、邀請、雇傭、勸說等手段外，還有一種表現形式叫“帶頭”，就是患者的一名近親屬決意實施“醫鬧”，但并沒有采用教唆、勸說等各種手段，而是帶頭親自實施，而其他近親屬出于血緣關系、家族倫理等觀念而被動加入“醫鬧”。我們不能否認這種“帶頭”屬于“聚眾”，因為從客觀上看，雖然沒有通過語言的方式進行聚眾，但帶頭實施“醫鬧”實際上是以行為的方式進行號召，從主觀上來看，行為人明知道自己帶頭實施后其他近親屬出于各種原因而極有可能加入，對其他人是不是參加持一種放任的態度。因此，在司法實踐中，這種情況也應當屬于“聚眾”的情形。

（三）情節達到嚴重程度

情節嚴重是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的必要構成條件，是區分罪與非罪的標準之一，情節是否嚴重，應當結合行為的性質、手段、結果、時間、地點、行為人的動機、目的、影響等諸多因素進行綜合判斷。筆者認為以下“醫鬧”類行為可以視為情節嚴重：

組織者、參與者人數眾多，規模大；實施次數多，持續時間長；動機惡劣，具有實現不正當利益的非法目的，比如，意圖損毀醫療機構的聲譽或敲詐錢財；不聽勸阻、不與醫療機構協商甚至阻止執法機關執行職務；長期組織、拉攏社會成員進行“職業醫鬧”；造成惡劣社會影響的；導致醫療行為無法進行的；等等。

（四）需造成嚴重損失

嚴重損失的范圍較廣，既包括相應的經濟損失，也包括其他方面的損失?！搬t鬧”造成的嚴重損失包括：因“醫鬧”行為導致醫療秩序嚴重混亂，醫療行為無法正常進行，致使醫院的經濟收入遭到嚴重損失的；導致醫療機構的現有財產遭受損害的；因“醫鬧”行為導致其他病人無法及時治療，延誤救治，致使發生傷害或死亡的；因“醫鬧”行為導致醫療工作人員心理、精神受到嚴重創傷，影響正常工作的；因“醫鬧”行為導致醫療機構聲譽受到嚴重貶損的；等等。

需要強調的是，這里的嚴重損失不應包括致使他人重傷、死亡等嚴重后果，因為如果造成該后果，就構成了其他相關犯罪，而不宜按照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定罪處罰。

三、“醫鬧”犯罪競合之解決

狹義的“醫鬧”犯罪，即本文所指的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常常與廣義的“醫鬧”引發的各類犯罪之間存在各種競合關系，因此，需要區別對待，準確定罪。

（一）與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的犯罪發生競合。

近些年來，傷害、殺害醫務工作人員的情況時有發生，也常會有侮辱、非法限制醫務工作人員的情況，如果這些行為直接是針對特定醫務工作人員的，應分別定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非法拘禁罪、侮辱罪等。但如果在實施“醫鬧”行為的過程中，已經擾亂了醫療秩序，同時又實施了傷害、殺害、侮辱、非法拘禁等行為的，應當按照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與相關犯罪進行數罪并罰，因為行為人具有數個犯罪故意，實施了數個行為，侵犯了數個法益，完全符合數罪的特征；如果因為行為人實施了傷害、殺害、侮辱、非法拘禁等行為，致使醫療秩序遭到嚴重損害的，此種情況屬于想象競合犯，是實質的一罪，應從一重罪處斷，不應實行數罪并罰。

（二）與侵犯財產權的犯罪發生競合。

“醫鬧”過程中常常伴隨“打砸搶”的情形，致使醫療機構的醫療器械、公用設施、辦公用品等財產遭受嚴重損失，數額較大時，就會發生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與刑法第二百七十五條規定的故意毀壞財物罪競合的情況，屬于一個行為侵犯數個法益的情形，應當按照想象競合犯從一重罪處罰。由于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的首要分子的法定刑是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故意毀壞財物罪一般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所以，對于“醫鬧”的首要分子，一律按照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論處，符合刑法法理。當然，如果“打砸搶”行為并沒有滿足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的條件時，就應按照故意毀壞財物罪或相關犯罪論處。

從現實看，諸多“醫鬧”者大都具有向醫療機構索要賠償的目的。有時索要的賠償數額相對合理，有的根本無正當理由而索要不合理的賠償，而且以長期“醫鬧”、傷害、殺害等進行威脅或要挾，這種行為已經符合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條規定的敲詐勒索罪，與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發生競合。從法理上看，“醫鬧”是手段，敲詐勒索是目的，是手段與目的的關系，屬于牽連犯，應按照從一重罪處斷的原則進行定罪。

（三）與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發生競合。

在“醫鬧”過程中如果攜帶槍支、彈藥、爆炸物、管制刀具及其他危險物品，進入醫院等公共場所，就會危及公共安全，從而構成了刑法第一百三十條規定的非法攜帶槍支、彈藥、管制刀具、危險物品危及公共安全罪，與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發生競合，應從一重罪進行處斷，由于前者的法定刑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沒有后者的法定刑重，所以按照后者進行定罪更為合理。但如果查明攜帶相關物品是為了殺人、爆炸等目的的，應當按照相關犯罪的未完成形態進行定罪處罰。

如果行為人是通過放火、爆炸等方式進行“醫鬧”，應分別按照放火罪、爆炸罪等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進行定罪量刑。

（四）與其他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的犯罪發生競合。

有些“醫鬧”行為，有可能發生在醫療機構之外的場所，比如醫院大門附近的街道，有的“醫鬧”者為了引起當地政府領導的注意，也會在一些交通要道、公共場所進行，則該“醫鬧”行為并沒有導致醫療秩序無法進行，而是擾亂了公共場所秩序、交通秩序，則應當定為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交通秩序罪，不應按照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定罪處罰。

在醫療機構內時常會發生隨意毆打、追逐、攔截、辱罵、恐嚇醫務工作人員、任意毀損、占有醫療機構的財產的情況，但尚不足以構成故意傷害罪、故意毀壞財物罪等犯罪，卻導致醫療秩序遭到破壞，這種情況在外觀上既符合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的特征，也符合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條規定的尋釁滋事罪的特征，在司法實踐中應根據不同情況進行處理。如果缺乏“聚眾”的行為條件、“醫療糾紛”的原因條件，而行為人只是通過實施以上行為而爭強逞能、尋求刺激、開心取樂，應當按照尋釁滋事罪定罪處罰，反之，就應當按照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進行處罰。

四、“醫鬧”犯罪處罰之原則

“醫鬧”犯罪行為嚴重擾亂了醫療秩序，威脅著醫務工作人員的人身安全和醫療機構的財產安全，此乃“醫鬧”入刑的必然原因。然而，每次刑法修正案往往都會增加一些新的犯罪，而每種新的行為入刑，就會由于各種原因而出現打擊面過寬的問題。為了實現打擊犯罪與保障人權的雙重目的，在處理“醫鬧”犯罪時至少應當堅持以下兩項原則。

（一）謙抑性原則。

刑法是其他法律的保障法，只有在民事的、行政的手段無法調整的情況下才動用刑法，這是刑法謙抑性的基本要求，因此在處理“醫鬧”犯罪時要嚴格把握入罪條件，不可把所有在醫療機構發生的醫療糾紛不分青紅皂白地一律定為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在司法實踐中，除了考慮行為者是否具有“聚眾”的客觀行為、醫療秩序的法益侵害等條件外，還要全面考察“醫鬧”行為發生的時間、地點、原因、人數、目的、手段、持續時間等進行綜合判斷，以確定其社會危害性是否足以達到需要刑法介入的程度。以下各種情況不宜以犯罪論處：

因醫療機構的嚴重過失導致病人死亡，病人家屬因情緒失控而在醫院哭鬧，尚未造成嚴重后果的；因醫療糾紛而與醫療部門進行協商而方法不當的；因醫療機構的不當行為導致就診者不滿而引發哄鬧的；因相關協議沒有達成而較短時間內拒絕轉移死者尸體的；在規模較小的農村門診部或其他較小醫療場所進行“醫鬧”尚不足以嚴重影響醫療秩序的；剛開始進行“醫鬧”而經相關單位或人員勸阻后立即停止的，等等。這些行為要么主觀惡性較小，要么缺乏“聚眾”的行為方式，要么情節不夠嚴重、沒有造成嚴重損失，完全可以通過行政的、民事的手段予以解決，無需動用刑罰。

（二）區別對待原則。

把“專業醫鬧”人員與普通普通“醫鬧”人員區別開來?！皩I醫鬧”人員常常租住在大型醫院附近，雇傭一些閑雜無業甚至流浪人員，成立“醫療糾紛服務隊”，專門打探醫院內死亡的病例，尋找病人家屬，勸說病人家屬通過“醫鬧”向醫院施壓從而索要巨額賠償，并主動為死者家屬提供專業服務，從中收取一定比例的提成。“專業醫鬧”已經成了“醫鬧”事件的主力軍，他們往往是聚眾者、組織者、教唆者，應當列為刑法從重打擊的對象。相反，而患者家屬往往都是首次參加“醫鬧”行為，而且大都是因為失去親人的痛苦或受到教唆的原因才參加的，對他們的量刑一般要輕于“專業醫鬧”。

把聚眾者、積極參加者與普通參加人員區別對待?！熬郾娦汀狈缸锶藬刀?、規模大，刑法不可以打擊面過寬，聚眾的首要分子是重點打擊的對象，應當按照刑法的規定判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對積極參加者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而對一般參加的人員，不應以犯罪論處，可以采取說服教育的方式使其悔過。

[1] 范詠燕：《從“醫鬧”看社會法治秩序構建中的政府作為》［J］．中國醫院，2011，15 ( 12) : 56

[2] 欒永、孟華：《醫鬧種類、特征、危害與成因對策研究》，載《醫學與哲學》，2012年5月第33卷第5A期總第452期。

[3] 陳琳：《引進和培養醫事法律人才對緩急醫鬧的重要作用》［J],載《西部醫學》2010年第22 期( 3) : 586．

[4] 參見《刑法修正案（九）》第三十一條。

[5] 任薪、楊曉君：《妻亡本應惹人憐，“醫鬧”無果反獲刑》，載《中國審判新聞月刊》，2012年6月5日出版，總第76期。

[6] 法條中的“和”與“或”是有明顯區別的，“和”是并列關系，表示兩者都是必要的；“或”是表示選擇關系，表示具有其一則可。而刑法第二百九十條把“工作、生產、營業”秩序與“教學、科研”秩序用“和”并列起來，似乎是必須同時擾亂兩種秩序才構成犯罪，這似乎不妥，把“和”改成“或”才更符合法理與現實。

[7] 轉引自博登海默：《法理學 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鄧正來譯，1999年版第219-210頁。

[8] 高銘暄、馬克昌主編《刑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538頁。